印度失控，对中国意味着什么？

瞭望智库

“印度防疫措施准备不充足，一旦武汉、意大利和西班牙的情况在印度重演，将会为当地防疫带来很大挑战。”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感染科主任张文宏近日给出上述判断。

张文宏称，欧洲疫情现在此起彼伏，整体情况不太乐观。欧美发达国家之外的地区面临较大风险。非洲一些国家已出现了疫情暴发；一些东欧国家目前的诊断工作并不到位，随着患者增多，出现了医疗资源的挤兑；印度病例已出现指数级上升，可能成为下一个全球防疫难点。

截至4月10日上午8点，印度共有5709名在治确诊病例，有503人治愈，199人死亡。根据相关数据模拟，如果印度政府不加控制，印度在7月底将有3000万至5000万感染人口。更加悲观的预测则认为，印度最终可能会有10%的人口被感染。

然而，真实的印度，并不像很多人想象中的那样差。在应对疫情的过程中，印度暴露出很多问题，但是总体上，莫迪政府的抗疫表现已经是超水平发挥。

印度能以比较低的成本战胜疫情吗？

负重前行

印度抗疫战迈进第二阶段

印度疫情传播可以分为两个阶段：

第一阶段从1月底到2月底，印度主要应对的是来自中国的输入病例。

当时，印度在喀拉拉邦发现首例来自武汉的输入性新冠患者。在3例患者治疗结束以后，这一阶段基本结束。在此期间，印度采取的是社区隔离措施。截至2月14日，印度共对17000多名密切接触者进行社区隔离。

3月23日，“封城”时的印度新德里。

在这一阶段，印度表现出色，成果显著，代价很低。

第二阶段从3月初开始，主要应对的是来自欧洲、中东、日本和韩国等国的输入型病例，并逐渐出现了本土交叉感染现象。

尤其是来自意大利的旅行团，造成印度的新冠患者突然增加，输入国多元化，导致印度的应对变得更加困难。实际上，早期印度的疫情分布地图，基本与经济发展水平和国际化水平成正相关——马哈拉斯特拉邦、喀拉拉邦、泰米尔纳德邦和德里邦等经济发达、国际化水平高的邦，疫情也更加严重。这种状况使印度政府在居家令的发布问题上顾虑更多。

3月14日，在印度喀拉拉邦，从意大利返回的旅客走下救护车，前往隔离所。

截至4月10日上午8点，印度共有5709名在治确诊病例，另有503人治愈，199人死亡。当然，考虑到印度检测能力有限，潜在或未发现病例数可能会远远高于确诊数。另外，印度的第二轮疫情主要是从欧洲、中东等地区输入的，其疫情的暴发与来源国家相比，也会出现滞后性。

印度国内外专家普遍认为，在未来印度的确诊病例数会继续上升，甚至会在某个阶段快速增加。根据相关数据模拟，如果印度政府不加控制，印度在7月底将有3000万至5000万感染人口。更加悲观的预测则认为，印度最终可能会有10%的人口被感染。

因此，疫情仍然严峻，印度政府的抗疫压力仍然很大。

反应不算慢

40年来最强政府担纲

在人们印象里，印度一向是一个慢热型的国家，其政治制度也被普遍认为是低效的——启动一件事比较困难，启动后要加速或调整也不容易。但是，与往届相比，这届印度政府比较强，执行力和动员能力一流，在40年来印度历届政府中独占鳌头。

实际上，印度政府在此次抗疫行动上启动不慢，对策也较为坚决。

首先，实行强制性居家令。

印度政府宣布，从3月25日到4月14日，在全境实施为期21天的居家令。莫迪总理在发布居家令时称，“如果印度不能很好地处理这21天，那么我们的国家将倒退21年”。与很多美欧国家的类似规定相比，印度的居家令强制性更强、可操作性更高。

当然，很多专家认为，21天的居家令也许不够。剑桥大学的两名印度裔学者认为，印度至少需要49天的隔离。这对于印度而言可能是难以忍受的。目前，印度卫生部已经制定方案，在21天居家令结束以后，可能会对不同地方视疫情区别对待、分级管理，不太可能一刀切地全部放开。

印度抗疫对策的地区差异已经也很明显。一些邦的应对措施，远远走在印度中央政府的前面。印度一些邦在3月初时就开始停课，比全印度早了3个多星期。奥迪萨邦则直接宣布，把“居家令”延长到4月30日。

3月23日，车辆稀疏的印度新德里。

其次，提供免费检测服务。

一开始，印度只有公立医院提供免费检测，政府无法向私营医院做类似要求。但是，印度最高法院很快就为行政部门站了台，下令所有检测都必须免费。这事实上等于部分征用了私营医疗机构的资源。

具体在疾病防治问题上，印度其实早已建立起一个比较完善的应对机制。1997年，印度国家疾控中心就开始建设传染性疾病早期发现机制。后来，在世界银行近8年的支持下，印度建立起全国统一的疾病监测体系。

再次，积极准备隔离场所。

在孟买，印度政府已经把最大的达拉维贫民窟旁边的体育场，改成一个庞大的隔离点。

最后，印度也开始动员各种力量，支持政府的抗疫行动。

印度的很多企业，包括国防企业和民营企业，都在努力生产医疗防护用品，口罩、防护服和呼吸机的生产能力正在稳步上升。同时，印度的公民团体一向活动积极，一些已经介入到抗疫活动之中。

年轻化、好心态

印度应对疫情的两大优势

与同样在新冠疫情中挣扎的国家相比，印度拥有两大有利因素。

一方面，印度在抵疫方面具备天然优势。

首先，印度是世界上最年轻的国家之一。印度人口的年龄结构，是一个典型的金字塔型。在13亿人中，青壮年有8亿，最易被感染的劳动力大军的平均年龄只有27岁。而65岁以上的脆弱人群，在印度只占总人口的6.39%。

这一比例，在日本为28.4%，意大利为21.7%，英国为12.2%，美国为16%，中国为12.6%。

注：从目前中国、德国、西班牙、意大利、韩国、荷兰和纽约市疫情死亡人数的年龄分布来看，截至3月31日，平均死亡率为总人口的百万分之七十。其中，0-19岁为0，20-29为1，30-39岁为3，40-49岁为8，50-59岁为23，60-69岁为74，70-89岁为244，80岁以上为543。

印度老年人的活动半径比较小，被感染的概率相对较低。这使得印度有一个天然的免疫大军。

3月29日，印度新德里，人们排队等候公交车。

其次，印度气温比较高，应该是一个对抗疫比较有利的因素。虽然当下气温与疫情之间的因果关系，并没有得到科学的解释，但到目前为止，温度比较高的国家和地区，疫情相对要缓和一些。疫情比较严重的国家，基本上都是在北半球过冬天的国家。

而且，印度本来就是世界上最易滋生病毒的国家之一，印度人长期与各种病毒做不懈的斗争。每年气温一升高、雨季一来，印度人就要面临一次来自登革热病毒的考验。所以，印度人久经考验，免疫能力应该比很多国家的人要高一些。

另一方面，印度独特的宗教文化，使得民众更加容忍与平和，扩大了政府抗疫政策的可选择空间。

印度人多数信仰宗教，尤其是印度教等达摩四宗教，重生死轮回，对死亡的畏惧心要小得多。在居家令发布以后，虽然很多印度人逃离城市、奔回家乡，但这不是因为怕病毒、怕死，而是担心生活问题，是经济压力所致——面包问题比病毒威胁更迫切、也更现实。这是印度政府在抗击疫情工作中更需要重视的因素。

种性制度等级制观念，增强了印度民众的服从意识。印度民众非常乐于接受政府的指挥，也愿意听官员和警察的话。所以在大街上，人们经常可以看到警察在惩罚违规者，但很少看到被惩罚者敢反击警察的。民众即使有不满，也往往通过罢工和游行示威等非暴力方式来表达出来。

这一文化特征，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民主政治对印度政府行政能力的限制，对抗击疫情来说是一个积极性因素。

五大路障

阻碍印度走向胜利

必须注意的是，一些制约性因素正在阻碍印度抗疫政策的有效性。

其一，印度经济比较落后，底层民众抵抗居家令。

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数据，印度无组织部门的就业人口占总就业人员的83%。加上有组织部门中的非正式就业人口，印度有92.4%的就业人员处于无合同、付款就走的非常规就业状态。

居家令一出，这些人大多失业，无可靠收入保障。有些非正规就业人员的收入极低，积蓄率也高不了，很难在经济上对抗连续21天甚至更久的失业状态。所以，一些印度人努力离开城市、回到家乡。这不仅破坏了居家令的效果，还加剧、散布了恐惧气氛。

因此，有个别印度专家甚至认为，由于印度没有能力“为每间房子运送食物”，所以居家令是不可行的。

其二，人口密集，隔离说易行难。

在印度城市中，20%富人的平均居住面积也只有12.5平方米。

考虑到巨大的贫富差距，一些城市新区的大量住宅空置，低层民众的居住状况自然也就更差。

在孟买有名的达拉维贫民窟，2.1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居住着100多万人，平均每1440人才有一个厕所蹲位。那里的很多房子不仅低矮狭小，还漏风透气，居家隔离对于防止社区传染来说，应该没有多大的实质性意义。

居住条件差还导致了一些次生性问题。在居家令刚开始执行时，印度发生多起房东收回医护人员房间的事件。这不是因为房东的素质低，而是因为房东与房客之间实在是没有多大距离，恐惧与担忧实在难免。

印度最大的国家级医疗机构“全印度医学科学研究所”（AIIMS），只好呼吁政府介入。印度内政部长阿米特·沙阿专门保证，警方将严厉处置那些试图迫使医生离开家中的房东。医护人员的居住问题才有了保障。

其三，医疗资源有限。

其实，印度政府的反应并不慢。1月30日印度发现首例确诊病例后，印度政府就把首都德里的几家公立医院列为定点医院。但是，印度的医疗资源比较紧张。

根据联合国2015年的数据，印度医疗开支占GDP的4.7%，低于中国的5.5%。由于印度的经济规模与英法相当，实际医疗开支则处于法国和意大利之间。这导致印度医疗设施的各项关键指标，都是在世界上落后的。例如，每千人病床数排名，印度是世界第163位，中国则是第50位。

同时，在有限的资源中，政府能够掌握的还非常少，大约占GDP的1%左右。印度公营医疗机构的数量虽然很多，但设施差、水平低，印度人几乎是谈“公”色变。但凡有点能力的家庭，都会尽可能选择私立医院就医。这导致印度近80%的医疗服务，由私营和慈善型医疗机构提供。印度的这一比例，甚至还要超过美国、法国、日本和英国等发达国家。

然而，私营医疗机构的设施虽然好，水平也高，但毕竟是私有产权，医生和护士也未必会听政府的指挥。这导致印度难以形成抗疫医疗合力。医疗资源有限，检测能力也就自然有限，还使得印度政府更加难以准确掌握印度疫情的实际状况，决策难度也自然很高。

其四，印度政府的政治权力有限，各地间难以实行统一的、标准化的抗疫方案。

虽说莫迪政府动员能力和执行能力傲视历届印度政府，然而，从应对新冠疫情的维度来说，还是不够。一方面，印度政府无权迅速征用、改造大量的医疗资源。另一方面，由于缺少足够的医疗人员和资源，印度只好采取比较粗放的消毒和隔离方式，不仅有损印度国家形象，也易导致民众不满。

有一些邦，虽然实施了全国层面的居家令，但在如何执行上，仍然是各有地方特色。1897年英国殖民时期制订的《流行病法》，现在印度仍然有效。这本来是英国殖民者用来应对鼠疫的，允许地方政府采取非常规手段来防控疫情，并给予执法人员在此期间一定的法律豁免权。

印度警察的权力本来就很大，这样一来，执法尺度就更加难以把握。网上一些比较另类、独特的处罚方式，往往就是从这种法律或执法习惯中产生的。

其五，现代科学观念在一些群体中仍然比较缺乏。

在印度，有两种极端的现象：

一是胡乱就医。有的人只要有点不舒服，不管是什么情况，就想跑到公立医院要求检查，反正是免费的。而很多公立医院又无检测能力，只能检查一下体温和出行历史，然后推荐居家隔离，事实上做了无用功。

二是迷信。有些人根本不相信病毒的危害，认为一些宗教的、仪式性的举动和活动就可以杀死病毒。

这些现象既造成抗疫资源的浪费，又增加了传染渠道和不必要的风险。

各种条件有限

但也经常创造奇迹