我租指标买了辆50多万的蔚来，被强制执行了！

我们有位北京车友摇号多年无果，租指标买了辆蔚来ES7，2022年9月提的车，2023年6月就被法院强制执行了。原因是，指标所有人欠了别人的钱，债权人申请强制执行，然后我们车友的这辆蔚来ES7就被查封了。

一辆50多万的车，只开了9个月，突然就被查禁了，这事搁谁身上都难以接受。我们这位蔚来车友说，这50多万是他工作好几年的积蓄，哪怕接下来两年不工作，他也要为自己讨个公道，把这车要回来。

对于他的遭遇，我们也心有戚戚，但能做的事情有限，只能如实记录下整个事情的来龙去脉，希望能对问题的解决有所助益，也衷心祝愿这位蔚来车主早日要回自己的车。

以下内容来自这位蔚来车友的自述，由《电动汽车用户联盟》整理并刊发。

01

被陌生人围堵，我突然就成了受害人

2023年6月的一个周末，我在家附近的停车场被一个陌生男人堵住了。

当时我正在停车场，这个人堵住车不让我走。后来我才知道，他和给我租指标的王先生之间有经济纠纷，要用这台车抵王先生的债。

听到这种莫名其妙的话，我当时就报警了。警察来后，这个人才把法院的判决书和强制执行书拿出来，说这个车已经被法院强制执行了，让我配合法院走查封流程。

原来，他和给我租指标的王先生之间有一桩经济纠纷，这个案子2022年法院就宣判了，让王先生偿还欠款50万元，而且这件事发生在我买蔚来ES7之前，但是王先生没有告诉我。

租指标的时候，我了解过其中可能存在的风险，如果真的出现这种情况，法院也不会判决车辆属于王先生。

因此我当时的想法是，配合他们做调查走流程，我自己是遵纪守法的合法公民，走完这个查封流程，再通过正常的执行异议流程，一定能把车取回来。

所以我很配合，甚至主动跟刘先生约了时间，隔天就去走完法律流程，完全没料到这事会发展到今天这种地步。

而且我当时也和这个人聊过，他刚开始以为我是王先生的朋友，可能涉及财产转移。但我跟他说明了我和王先生的关系，指标来路和整个购车过程都给他明确讲过，在这个事件上我也是受害人。

于是，我向法院提起了执行异议。执行异议的受理期是15天，7月份我收到了执行异议的书面答复，法院在回执里说，因为机动车登记车牌跟车是绑定关系，在车管所里面登记的人是谁，这个车就是谁的。

但是这肯定不合理啊，所以我当时就提出了执行异议之诉，通过上诉解决这件事。

2023年8月初，法院受理了这个案子。中间经历了五个多月的时间，12月26日，我们收到了一审判决结果，法院认定我租指标买车存在主观上的明显过错，而我的蔚来ES7登记在指标所有人名下，具有公示公信效力，所以查封并无不妥。

02

不服一审判决：法院未考虑物权大于债权，有违公平公正原则

我和我的律师认为，一审法院事实认定不清，适用法律错误，一审判决有违法律公平公正的原则。一审判决依托的法律依据是不对的，法院对这个车的所属没有进行调查，这是法院的失职。

这个事情的争议点是，我对这个车是否享有所有权，我是不是存在资产转移问题。

首先要指出，法院在判决中依据的法律条文是错误的。

《北京市小客车数量调控暂行规定》及其实施细则属于地方行政管理办法，行政管理办法在法律上属于下位法，而物权所属是民法典规定的，属于上位法范畴。

法院判决过程中，下位法受上位法管束。因此，在这个案子里，法院不能只依据这个行政管理办法作出判决。

我们在一审辩论的核心就是物权所适用的范围，而这个“物”属于动产，就是这台蔚来ES7。

中国的物权所属规定，购买的物品，自交付之日起，交付在谁的手里，这个东西就是谁的，这是民法典明确规定的。

但是有一个补充条款，物权所属在产生纠纷的时候不得对抗善意第三人。就是说，我买了这个物品，当产生纠纷以后，我的物权大于债权。

我签订了购车合同，我出了钱，这个车是我买的，而且有完整的证据证明这车也是我使用的，和王先生没有任何关系。

而且我和王先生之间签订了指标租赁合同，但是在北京这个合同是无效的，在这种情况下，法院判决更要考虑物权所属问题了。

但是一审判决里，法官完全没提物权相关内容，我们多次强调物权以及中间租牌的一个关系流转，但是法官都没有参考。因此这个判决就是错误的。

其次，一审期间我们提供了所有证据，证明车辆是我购买的，后续使用者也是我本人，包括发票、保险、ETC、车辆商城的消费记录都有。

但是，对于我们提供的这些证据，庭审期间法官连问都没问，也没有参考。

我再说说我和指标人的关系，以及我租指标这件事，更能表明我绝对没有转移资产的情况。

2014年我刚进入社会工作，那年我也正式摇号了，到现在十年了，起初摇的是油车，现在已经转成新能源了，但至今没有拿到北京购车指标。从现在的情况看，再等几年可能都轮不到我。

但是我们家有强烈的用车需求，2014年买车的时候，我姥爷已经80岁了，我父母也已经退休了，他们的日常出行没有车不方便，而我工作的地方和我家有两个小时的路程，考虑到照顾家人，我也需要一台车。

但我们没有指标，当时通过我母亲的朋友租了一个，2020年因为指标租赁价格上涨，我们通过中介租下了现在这个指标人的指标。

这里要明确的是，我们和这个人完全不认识，几次联系都是通过微信和电话找他的。

当时也签了指标租赁协议，虽然这个协议不受法律保护，但是市场上已经有规范的合同范本了，我们还是签了协议，算是一个君子协定。

2022年9月，我的ES7提车了，按照我们的指标租赁合同规定，王先生配合我做了上牌手续，这个流程特别简单，因为我和他不认识，上牌的时候也是通过微信视频完成的。

在此期间，他始终没有给我提过他已经有这个民事纠纷了，其实他应该主动告诉我的，按照我们的合同，他也有义务告诉我，但他始终没提。

这就是我和王先生的所有交集。我提供的这些证据是逻辑闭环的，法院只要稍微去查一下我和他的资金来源，现金流情况，就能证明我没有资产转移，我跟他没有关系，不存在租赁费用之外的资金往来，以及其他证据能证明这个车是我一直使用的。

此外，一审判决书的书面内容丝毫没有提及我所提供的证据。

我不敢直接说法院没有做这个车辆物权所属的调查，但是在判决书里我没有看到任何跟我提供的证据相关的内容，所以我只能认为他没有对我提供的这些证据做调查，压根儿没有参考任何跟物权相关的内容。

03

同案不同判，我会继续上诉，正在等二审开庭

我认为我遭受了不公平对待，这也是我提出二审，以及想找媒体公开报道的原因。

最近这两三年，北京很多法院都受理过类似纠纷，最终都是将车判给了实际出资人使用人。

可即使在这个背景下，这个法官却没有去调查物权相关事实，只依靠管理办法就做出了让人无法理解的判决，这是不应该的。

不说北京，放眼全国限号的城市，上海、深圳、杭州都有类似案例，但最终判决也是把车还给了购车人使用人。为什么到我这里就不行了呢？

我们提供这些案例，想让法官作为参考，给我们一个公平公正的判决，不能仅仅依靠指标是谁或者车牌是谁的就简单作出判决。

再往大了说，在同样的中国法律体系下，为什么这个法院要如此判决呢？这样判决是不是有一些问题？

而且我们的整个庭审流程也特别简单，包括我、我的律师、对方王先生、债权人刘先生、法官和书记员在内，我们六个人在线上开的庭。

整个庭审过程，法官给我的感觉是，他本人是有脾气有情绪的，那个王先生因为一直躲债，手机信号不好，说话也断断续续的，开庭就等了他20分钟。法官后面走庭审流程的时候明显就不耐烦了，我觉得这也影响到了法官的情绪。

所以庭审的时候，整个流程很简短，确认每个人的住址、身份证号、联系方式，然后确认了下双方提供的证据、双方的诉求。

辩论环节，债权人刘先生要对我们提出的证据进行质证，但是整个过程，他没有提供任何证据，他也提供不了任何证据。

在他没有提供任何证据的情况下，我们一直在阐述我们的观点和诉求，拿出我们的证据。

从庭审现场看，我拿回车辆应该是十拿九稳的，但是最终结果并不是如此，我也不清楚法院为什么要这么判。

但我不接受这个判决，所以再次上诉，现在等二审开庭了。

04

查封期间，我的车没电了，希望能让我充电保护电池

除此之外，这个案子还没有最终定论，我的车还在查封中，但我的财产安全没有得到法律应有的保护。

我的车现在在执行局的一个法拍场地上停着，封了两个多月的时候，车子没电了，我当时联系过法官，希望他们配合我给车换一下电池，他们那时还挺好的，配合换了电池。

但是12月份，车又快没电了，我就又找法官沟通，但是一直没有联系到这个法官，他不接电话不回消息。

后来我发短信打法院热线，但给我的回执是执行局不负责被扣押车辆的充电。

如此粗暴的回复，完全违背了一个法律原则，执行局有义务保护被查封财产的安全，他们有义务维护我这辆车的安全。

这在法律上有明文规定。这个利害关系我也给法官发过短信，但是对方没有任何回应。

再后来，我发现法院和法官已经把我这边的电话都拉黑了，换个手机号能打通，但是我们的就不行。

现在那个车已经完全处于没电状态了，蔚来APP里的数据已经完全不更新了。

如果是油车，我真的无所谓，就算坏了，可能就是换个小电瓶的事。但是电车，所有电力来源基本是动力电池，动力电池没电，损坏的可能性太大了，光那块动力电池就是十几万，长时间亏电，直接造成了我的财产损失。

这又涉及一个新的问题，我拿回车辆后，这个损失谁来承担？我知道可以走行政赔偿，但这又是一个长达半年的诉讼流程，将对我的正常生活造成很大影响。

一辆车的使用周期可能就八年十年，我花50多万买的车，结果有两三年我都用不了，折旧费和维修成本都占这个车一大半的价值了。

05

希望牌照政策更合理，能让老百姓受益

50多万，我工作几年的工资，哪怕不工作了，我也要把这车要回来。

IT行业的累很多人都知道，天天加班，那么辛苦，好不容易攒了点钱，想换个好车，结果就这么搭进去了。前几年的工作都白费了，我肯定不能接受。

我这个案件，有很多法律条文可参考，但法院最终参考了一个没有依靠我提供的证据的条文，做出了一个最偏颇的判决。

一审的律师也说，像这个法官这样着急走完庭审程序，不管证据做出如此判决的情况，极为少见。

如果二审也像一审那样，什么调查程序都不走，简简单单为了走程序而走程序，为了判决而判决。我肯定还会继续维权。

因为这个事情，我也打过北京的市长热线，但是没有用。对于一些其他的琐碎事情，市长热线处理得都还挺好，但是在这个事情上根本没用。

还有一个细节，判决书里有一句话令我十分震惊的话，法官认为我租牌是对公共利益的损害，这个话很针对我个人。为什么能在一个法律判决书里抨击个人公德？

法院判决是要依靠法律条文的，哪个法律条文最合适，而不是因为租牌照违反了政府的行政规定，就是伤风败俗，就要你个人来承担后果。这是不公平的。

说到租牌，我为什么要冒着风险做这种事情？请政策制定者好好看一看北京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二手指标流出来？为什么现在的这个摇号政策被那么多人喷？

北京摇号政策需要改进的地方真的很多，现在这个政策对很多人是不友好的。2020年北京摇号向家庭倾斜，这确实是一件好事。但没有完全解决一家多辆车的问题。

家里有两三辆车的人，还是可以通过全家参与积累积分再去摇号，他们的积分比我们这种家庭要高。

我父母年龄太大了，积分也少，我摇了10年了，我们三个人加起来才三十多分。

按照现在的政策，那些拿到指标的都是上百分的，去年最低分也60分了，即使再等个五年十年，也不一定能轮到我们。

北京摇号是不是可以借鉴上海和广州的竞拍政策，让有刚需的人通过竞拍拿到牌，而不是现在这种一刀切的政策。

说得再远点，限购政策解决不了北京的交通拥堵问题，这个话题也有一些汽车行业大V提到过，对北京摇号不满意的人不是一个两个。

政策应该从使用成本上去控制大家用车，提高用车成本去控制数量，而不是从源头上掐掉不让人买车。

除了借鉴广州上海的政策，还有一个好主意，将废弃指标回收再发放，每个月可以再多一些指标。这个并不难做到，二手车贩子就是这么操作的。

如果政策方这么做，废弃指标肯定不会落到二手车贩子手里，也有利于租牌情况的减少。

最后，我希望政策可以灵活些，让老百姓从中受益，法律审判更是如此，我们依法维权，不应该受到法律的不公正对待。